昨天下午到晚上，我的朋友圈被发红包才能打开的模糊照片占领了——我自己也不甘示弱，发了一张三俗的腿照。
　　当你点开朋友圈里第一张模糊照片时，可能是出于好奇。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努力想出一个绝妙的配图文案(不像“腿照”那样落入俗套)，吸引别人发红包点开。几分钟之后，你的屏幕上除了那些灰蒙蒙像雾霾一样的照片们已经再也看不到什么了。
　　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吸引着我们不断地刷屏，争相参与每一个热点?
　　在西方世界中，近年来有一个名词来描述这种行为——FOMO(Fear of Missing Out)，意为“害怕错过”，在2013年被加入牛津词典。它指的是害怕会错过社交媒体上发生的事情(比如活动和八卦)，从而产生焦虑和烦恼。
　　FOMO最初的研究者、牛津大学教授Andy Przybylski认为，FOMO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社交媒体让我们更容易感知他人的生活——不但更即时，而且我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人重复不断地发出post，简直无法忽视。因此，FOMO这种现象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成了现代人的现代病。今天我们来谈谈：FOMO的背后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心理，它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是好是坏?

　　“资讯癖”(Infomania)：
　　我们为什么喜欢“一心多用”的生活?
　　Infomania，译作“资讯癖”或“资讯强迫症”，是一个和FOMO密切相关的概念。它说的是我们不愿错过所能接受到的任何信息，因而会忍不住整日查看手机和电脑。我们害怕被发现“这个东西我没看过/没听说过/没见过”。
　　这个概念是Elizabeth Ferrarini在1984年提出的。当时，电子邮件刚刚兴起，Ferrarini认为，Email带来的信息碎片使得一些人成为“资讯癖”：他们不愿意错过每一封邮件的信息，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回复所有的邮件。她认为，这使得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我们似乎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区分“上班”和“下班”。
　　但Infomania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在移动社交时代。而它在智能手机普及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分心”越来越成为可能，我们几乎在所有时候都拿着手机，习惯于一边开电话会议，一边浏览手机上的新闻;一边听老板训话，一边偷偷淘宝。
　　但资讯癖的心理动力还不仅于此。《一起孤独》的作者Sherry Turkle认为，我们之所以享受每时每刻都在“多线程”的生活，是受金发姑娘原则(Goldilocks principle)的影响。有一个童话故事叫作《金发姑娘和三只小熊》，在这个童话故事中，金发姑娘误入了小熊的房子，发现有三张床，她无法决定睡哪一张，所以依次在三张床上都睡了一遍，从而发现了最小的那张最适合自己。金发女郎原则后来就被用来指代我们总希望在一个不多不少、“刚刚好”的状态。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希望既和此地的人在一起，但同时也在别处;给每个方面的注意力都不太多，也不太少。这种状态的本质是我们对于掌控的渴求，“我不会过度专注于某一段关系，我随时有很多退路”，是这样一种安全感。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甚至在为自己能够“一心多用”而自豪。但“分心”真的更好吗?
　　2005年，Hewlett Packard在英国发表了一篇引起激烈争议的研究，1100名“资讯癖”被试每时每刻都在检查邮件和信息，包括在电话、会议和进餐期间。结果显示，“资讯癖”不仅工作效率降低，睡眠问题更加严重，智商还平均下降了10个点，研究者认为其对智力的影响甚于大麻。
　　明尼苏达大学的Sophie Leroy教授则对那些习惯多线程的人进行了研究，她在实验中发现，比起那些在一段时间内放下手机，不查信息和邮件，专心于某一项任务的状态，多线程的工作效率实际上会更低。
　　她认为，这是因为在不同任务间转换的人，每当停下对一件未完成的事情的思考，转而着手另一项任务(哪怕你仅仅是瞄了一眼手机上的弹窗新闻)时，都会存在注意残留(attention residue)的问题，即当开始一件新的事情时，我们的脑海中还有一部分注意力分配给前一个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在本该好好过马路或者专心开车的时候，忍不住刷一下手机，会比较容易出事故;因为这会降低注意的效率。
　　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一心多用的生活并不美好

　　我们害怕错过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们乐此不疲地刷屏，到底是在害怕错过什么呢?
　　Andy Przybylski认为，我们是害怕错过“未知”所包含的更多可能性，害怕错过了最新、最好玩的消息，或者错过了与人交往的可能。这就好像是在接一个电话的过程中，如果有新的电话进来，我们总会忍不住暂停通话，切换到新的来电，因为那个来电所包含的信息是未知的。朋友圈也是如此，那些还没有查阅的消息、没有跟上的热点都是未知的，我们在潜意识里觉得，也许从一条状态、一封信息开始，就有可能遇到工作机会、人生伴侣，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比现在更好。
　　杜克大学心理学教授Dan Ariely说，从另一方面来说，FOMO还源于我们内心的一种恐慌：害怕自己在闲暇时间的安排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从而过得不如别人丰富多彩。所以我们会说，在法定假期时没几张蓝天白云的出游照，“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
　　但其实，什么才是“正确的时间安排”呢?你经过了辛苦的一周工作，决定放弃参加一个聚会，窝在家里的沙发上看剧，结果不小心在朋友圈里看到了那个聚会的照片，立刻感到自己浪费了一个周末。但也许，你选择了出游，却发现这周有一部新剧热播，上班时每个人都在议论，你又会因为没有跟上话题而懊悔。似乎不管怎么样，你都不那么容易开心。
　　Dan Ariely说，由于社交媒体使获取信息变得容易，拉近了你与信息的距离，因此会使你更加恐慌。与很难获得信息的时代相比，就好像是迟到2分钟的误机和晚到2小时的误机相比，2分钟的错过会令人懊悔得多，“因为你会觉得，你和赶上飞机的差距只有那么一点点。”Dan Ariely说，很多时候，在朋友圈里得到的信息带给人的遗憾，就是这种微小而强烈的悔恨之情。
　　朋友圈让我们更不容易快乐
　　1996年，Sherry Turkle第一次在TED演讲时，她的题目是“庆祝我们在互联网上的生活”，但如今，她认为网络正在“带我们去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
　　她认为，社交媒体使我们产生了三个幻想：
　　1.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收获关注。
　　2. 我们总是能够被听到。
　　3. 我们永远不必独处。

　　而这些幻想，正在使我们越来越不容易快乐。这首先是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在被关注、被注意时，就会更注意自我形象，强化与他人的比较。
　　社会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 人天生就有评估自己的欲望，需要依靠外界的反馈来维持一个稳定、准确的自我形象。即便有量化的指标, 人们也倾向于通过和他人比较，来得出对自我的评估。
　　而当我们在比较时，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在接受真实的评判，而是无意识、选择性地比较。当他们需要看到自己积极的一面、提升自信，就会有意识地去和较差的人比较(下行比较);当他们需要激励自己、自我提高时, 就会和比自己好的人比较(上行比较)。一般情况下，和那些“稍微比自己好一点的人”比较是最健康的。
　　社交媒体的出现，不仅使这种比较变得频繁，更重要的是，在朋友圈里我们并不能选择合适的比较人选, 而是只能被动接受他人积极完美的自我形象(在朋友圈里展示的那一面)，并有意无意地，以这种过高的比较标准来评估真实的自己。从而，我们就很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识。
　　而那些只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很酷的事情的人，也有着他们的焦虑。通过发布的状态和照片来加深自我认同感(self-affirmation)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是脆弱的。那些美好的照片和状态是他们建立一个好的自我形象(self-image)的手段，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好的。久而久之，Ta会倾向于相信，那个完美的自己就是现实的自己。
　　2015年11月，一个澳洲的18岁网红姑娘Essena O'Neill宣布退出社交网络，把拥有57万粉丝的instagram、25万粉丝的YouTube都清空了(虽然之后也被质疑该行为为炒作)。她开始给过去三年的旧照加上注解：
　　“像抓拍一样自然的比基尼照，其实我在努力收缩小腹、扭曲身体、挤胸”;
　　“一整天没有吃东西，拍了100多张，才有一张没有小肚子的”;
　　“拍这张照片时，我化妆、卷发、穿紧身衣、戴着很不舒服的项链，拍了50次才挑出一张修到最好，拜托你们点赞吧”;

　　她在YouTube新上传了一个视频，叫做“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我”。
　　在Festinger的理论中, 这是由于在比较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一方拥有的越多，就越怕失去现有的位置。就像原本排名较高的更害怕考试失利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你也许能够活得更快乐。
　　Sherry Turkle说，我们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对社交媒体上形成的关系的认识和维护还处在婴儿期。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如何有意识、有意义地去与人互动。这就像每当新事物(比如电脑、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我们总因为还无法完全掌控它而目眩神迷，反为之所掌控。
　　因此，人们正在慢慢丧失一些基本的交流能力，很多人都更喜欢用短信、邮件沟通，因为在面对面谈话时，无法对说出来的话进行编辑，也就“无法展现我想给人看的那一面”。而短信、邮件进行的碎片化交流，虽然字句都经过了精心编辑，却失去了那种用交谈来真正理解彼此的能力。
　　社交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强社交属性的媒介，让我们彻底放弃朋友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并不能真的从朋友圈里获得所有的信息，不能真的跟上所有的潮流，不能真的告别孤独，也不能真的成为精心装扮出来的那个你。也许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真的满足于现实世界里所拥有的——当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一天，才是真正不被虚拟世界控制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