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俄罗斯成立了临时政府。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兵变，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国号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

新政权刚成立便面临粮食危机。1918年5月，列宁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为打赢内战，苏联实行强制征粮，破坏了农村秩序，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俄成立后不到三年，这次大饥荒波及苏俄的17个省，这次大饥荒在少数地方持续时间在5年以上，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52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1.6亿的3.25%。

等待救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孤儿。

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禁止粮食买卖，强制征收余粮。此举致使俄罗斯粮食产量下降了50%，1920-1921年爆发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饥民吃狗肉、猫肉，连树皮、草、老鼠也不放过，最后这个“战斗的民族”吃起了人肉。

人吃人——饥民剩下的食物只有同类的尸体了。

曾取代陈独秀出任总书记、当时担任北京《晨报》派驻俄国记者的瞿秋白发回报道称：“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不堪忍受饥饿的人们啮草根烂泥，甚至还有吃死人肉的。更有甚者，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

苏俄政府派知名作家高尔基出面向世界各国乞援。美国救济总署反应最快，提了一个条件：苏俄释放关押的美国人。苏联爽快答应了。美国国会随即专门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送往苏俄，苏俄政府和美国救济总署签订援助协定，由美国救济总署通过其它非官方途径从全世界筹集粮食送往苏俄。美国救济总署在苏俄聘请了1.6万人开展救济工作。这次大饥荒直到1923年2月才缓解。

向美国救济署的官员感恩下跪

事后，高尔基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救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援助的规模和慷慨程度能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苏联感谢完美国救济总署，克格勃马上就把美国救济总署雇佣过的俄罗斯人悉数逮捕入狱。

俄国灾荒赈济会主要参与者：熊希龄、蔡元培、李大钊

1921年苏联也向中国外交部发来了乞援信，但当时中苏并未建交，加上1921年、1922年中国也发生了自然灾害，中国政府对苏联乞援置之不理。

一些社会名流基于人道立场发起募捐，号召中国平民救济俄国。1921年10月30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俄国灾荒赈济会”，推选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为董事长，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担任副董事长，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

俄国灾荒赈济会上海部成立募捐委员会，安排人员在各马路及里巷挨户逢人劝捐，成果不错。“中华民国俄国灾荒赈济会”共计收入捐款如下：大洋约8万多元；小洋92角；铜元9100多枚；日币61元；俄币1000元。该会至少组织了3次共90火车粮食运抵俄国灾区。该会还派出赈灾调查队，抵达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调查，访贫问苦，给予俄国灾民极大安慰。

《申报》所发表的关于为何赈济俄灾的文章

李大钊从1921年10月北京俄灾赈济会成立伊始，就掌控了该会的组织工作。他投入赈济俄灾活动，明面上是出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暗中借机输送中国青年精英到苏俄接受训练，以便“走俄国人的路”。

例如，1921 年10 月27 日赈济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其中高尚德( 高君宇) 被推举为募捐股副主任之一。高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是在李大钊引导下最早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之一，因而其参加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活动，显然是具有藉此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苏俄的目的的。

此外，“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还记载着彭泽湘是总务股的干事之一。彭原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不但积极参加了募捐活动，而且据档案汇刊记载，当赈粮筹齐之后，赈济会组织了一个赴俄运送赈粮的代表团，人员为 “代表五人：彭昭贤、张四维、刘绍周、吴鸿猷、施景仁；办事员五人： 杨寿镛、吕汉杰、彭泽湘、吴克、杨贤椿。”

彭泽湘后来写的《自述》也说：

“1922 年秋，我以中国国民俄灾赈济会运粮赴俄代表的身份到苏联。把粮食运到古比雪夫省和乌发省交割后，就到莫斯科……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在东大( 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 当翻译的瞿秋白来找我谈话，谈了两次，结果是决定我去东大学习，并把在北京的与我有关系的可靠的革命学生介绍给他们。这样，我就脱离了赈灾代表团，进了东大。12 月，由罗亦农、瞿秋白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见，彭泽湘正是利用运送赈粮赴俄的机会，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